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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肖莉
一位在发行新基金的基金公司分公司总经理问记者：“上投为什么新基金发这么多，是我们的很多倍，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这个“不可思议”的销售数据是：上投双核平衡发行首日卖了近亿元，这与其公司发行QDII时的百万人疯抢、首日规模上千亿的时期相比，天地之差。
跟痛苦的2004年熊市相比，现在的新基金发行有很多类似之处：很多新基金由于不能满足募集成立条件（最少2亿元，投资者过百人），不得不延长发行期；各基金公司市场人士“求”着银行等渠道，四处奔走；托管渠道突然变得拥挤不堪。
另外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的大量放行，新基金发行时间拉长，市场同时在售的新基金前所未有地多。
根据统计，截至5月6日，正在发行的16只基金中，混合型基金10只，QDII产品1只，保本基金1只，债券型基金4只。预计5月将可能是历来新基金发行最密集时期。
“被逼着在最差的市场发基金……”一位基金业人士如是感叹。
尽管，各基金公司在新产品拿到批文后，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选择发行时间。但批文的等待，成为各公司最被动的尴尬。
一个现象最为明显：去年疯狂的牛市中，监管部门调控市场，限制新基金的发行，一年新基金的“额度”仅38个。今年年初，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调整，监管部门从春节前至今，已经一口气放行近50只新基金，被市场视为一次豪华的基金救市举措。
然而，基金业人士感叹，过去的一个可怕怪圈在重复：市场冷淡时，监管部门拼命放水新基金，大量新基金卖不出去，仅以最小规模成立，由于规模小，市场往往是在绝望的低位，在今后的市场上扬中相对更容易出业绩。
然而，由于这些难卖基金逐渐显现的赚钱效应，大批基民开始在涨高时涌入，监管部门在市场狂热时的调控，更造就大批基民对“稀缺品”的追捧，为了购买基金，配售、夜半排队等全球奇景开始出现，基民被动成为接下市场最后一棒的买单者。
在基金审批制主导下，结果出现了——赚钱的基民往往是最少的那部分投资者，更多基民则在一段时间沦为市场的牺牲品。亏损的基民，“选择”了调控中的被动。
“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往往高于任何行政手段。”资本市场人士老生常谈的似乎总是这个话题。在资本市场这个本该最具有市场活力的空间，行政管理色彩无处不在，在基金发行时间管理上，最为“明白”，其效果也在明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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