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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瑞芸
2007年以来，来自新兴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其大规模的跨国并购交易轮番夺取人们视线。特别是中投公司的成立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主权财富基金和跨国并购的关注。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关注央行管理的大量外汇的投向。
是否要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全球化监管？对于新兴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又有哪些欧洲经验可供借鉴？对此，欧洲私募基金Terra Firma高级顾问邓达德于近日接受记者采访，他认为，公司治理三大原则，即清晰目标、透明和政治绝缘，是任何在商业社会里运作的国有机构的基本工具。
邓达德(Dag Detter)是英国私募基金领域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Terra Firma的高级顾问。邓曾任瑞典工业局局长，领导了瑞典政府1998-2001年期间的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涉及的国有资产总额达600亿欧元。
主权财富基金扩张迅速
《21世纪》：如何看待来自新兴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在2007年的异军突起？
邓达德：2007年，由于油价和商品价格的迅速上涨，来自新兴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迅速崛起。由于次贷危机使得市场上资金缺乏，而这些基金恰好发挥了它们规模庞大的长处。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主权财富基金，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基金，对银行业的投资达到600亿美元，特别是美国和瑞士的银行业。
此外，有主权财富基金参与的跨境交易额在2007年达到490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了165%。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2007年至今所进行的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于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其中中国占13%。2008年第一季度，主权财富基金又进行了240亿美元的投资。
但我认为，主权财富基金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没有显现。事实上，主权财富基金产生的最初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管理石油出口产生的高额贸易顺差，另一个原因是平衡贸易波动。在出口高的时期，国家贸易收入体现顺差，积累了财富；在出口低潮时期，出口收入降低，主权财富基金能够为国家补充财富。
但在当前，主权财富基金的这项功能还没有显现。我们只是看到，由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主权财富基金拥有的资金量不断增长、不断扩张。
《21世纪》：能否介绍一下当前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
邓达德：在主权财富基金出现之前，许多国家的外汇是由央行管理的。这些外汇资金是如何投资的，外界一无所知。
主权财富基金通常被认为是政府控制和持有并为长期目标进行海外投资的大型资金机构。狭义的主权财富基金根据资产来源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来源于产品出口而带来外汇收入的基金，大约三分之二的主权财富基金属于这一类；而另一类是来自于政府外汇储备或养老储备金的基金。
根据伦敦金融服务机构(IFSL)统计，截至2007年底，狭义上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3.3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来源于商品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达2.1万亿美元；“非商品”主权财富基金(来源于国家外汇储备，少量情况下包括来自政府预算盈余、养老金储备和私有化收入)的规模为1.2万亿美元，是三年前的两倍。很显然，后者正在夺取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更大份额，他们的占比会从2007年的36%上升到2010年的40%，2015年会占到一半。
IFSL还估计，狭义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将于2010年增长到5万亿美元，于2015年增长到10万亿美元以上。
而广义的主权财富基金则包括一些“主权投资工具”所管理的6.1万亿美元的资产，包括养老储备金、发展基金和国有机构；另外，还有未被分配到“投资工具”中的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政治绝缘”控制风险
《21世纪》：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增长很快，有些人提出要对其进行全球性的监管。这是否合适？理想的道路是什么？
邓达德：我认为也许这种全球监管是不必要的。各国政府并没有互相监管别国的其他基金，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那为什么要监管主权财富基金呢？但我认为，对主权财富基金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参照其他国有机构实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例如经合组织通过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是透明。如果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评估体系，制定“透明”的标准，就能增强透明度，使自己更了解自己。政府作为投资者，如果不能看到公司运营的状况，那么就无法了解自己的资金是如何被管理的。
第二是明确的目标。假如主权财富基金有了明确的目标，例如设定投资回报率要求，那么他们才能制定相应策略，这也是保护自己的手段。因为他们投资的钱来自于公民，相当于国家委托进行的投资。不同的基金对回报率要求不一样，只有确定目标，才能有利于投资的进行。
第三个原则是政治绝缘，也就是政企分开。“公司治理”的意思并不是让政府管理公司，而是让企业用更专业、更商业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对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如果做到完全商业化运作，就不会引发人们对政治干预或政治使命的误读。
《21世纪》：怎样做到“政治绝缘”并且达到相应的风险控制？
邓达德：在欧洲，主权财富基金与政府间的“政治绝缘”相当重要，要把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完全分开，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体系。政治体系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最高领导负责制，而商业运作的核心则是权力下放，责权分配到不同的职位，例如主权财富基金设置首席风险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投资官等职位。董事会则负有法律责任。
另外，主权财富基金的人事机制也应符合这些要求，使他们能够从社会上招聘合格的专业人才。为商业机构工作的人实际上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个人风险和可信度的考验，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应该得到更高待遇的原因。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政治世界和商业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为使他们各自有效发挥作用，他们的运作应该是独立的。
《21世纪》：可现实中却很难阻断主权财富基金与政治的联系，尤其是在新兴国家。说到容易做到难。从欧洲的经验看，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邓达德：是的，这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很难一夜成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对于任何一家机构来说，拥有透明的机制和明确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才可以在同出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过程中，不断调整，不断完善。这也是淡马锡采用信用评级的原因之一。
最近，阿布扎比的国家投资工具穆巴达拉发展公司(Mubadala Development Company)宣布它正在申请信用评级。该公司认为，信用评级能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公司透明度，为更多新的交易铺平道路。如果成功，它将成为中东地区第一家得到信用评级的主权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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