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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该限制粮价？

    中央的粮食价格政策，也在权衡和相互抵消之中，自己跟自己打架。

    2007年年底，中国宣布取消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84类原粮及制粉产品的出口退税后，在不到两后时间内，再次宣布从2008年起，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57类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关税，同时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种商品的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消息宣布后，国际市场粮价大涨，国内大连商品交易所粮价期货则普遍下跌。国内外粮价出现巨大鸿沟。

    比如大米，目前国际米价每吨达到上千美元，而国内不过2600元人民币左右，国际价格是国内价格的将近3倍。

    从中央政府角度而言，保障国内供应并控制因粮食而起的通胀，就必须限制粮食出口，但出口限制措施，同时限制了国内的粮价，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2008年2月和4月，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五部门两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收购价，将本年新产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即每50公斤稻谷最低收购价分别比2007年提高7元；小麦比2007年分别高3—5元。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4%-7%。

    但是，对于计算劳动力投入后普遍亏本的农民而言，4%-10%的提价幅度，相对于国际粮价两三倍的高价，政府提高最低收购价给予的种粮价格激励，实际上远远不够。这反过来又成为抑制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为什么不能高价出口点，提高粮价，让农民多赚点钱刺激农民多种粮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说，“粮食政策和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搞对粮价。”

    在卢锋看来，政府形成的粮食涨价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的判断，实际上并不成立。更多时候，粮食只是物价和工资上涨的被动接受者而已。“政府如果担心粮价上涨导致城市贫民生活困难，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补贴，而不必采取目前扭曲粮价、限制贸易的政策。”

    不惟粮价，中国粮食储备制度上分级负责而与财政状况不匹配的情况，同样是潜在威胁粮食安全的因素之一。

    实际上，从新化及其所在娄底市的情况看，中国四级国家粮食储备中，县级储备普遍不到位非常明显。当这一现象成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非发达地区的普遍情况时，追问制度设计，就是必须的了。

    长期以来，在地方长官负责制的要求下，省级政府逐渐将粮食储备的财政压力，转嫁到地县地方政府，逐渐演化为省市县各级分块负责粮食储备的制度。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分布县级以下人口最多，但就财政能力而言，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断增强，而县及县以下财政收入，却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造成县级财政能力与应有粮食储备规模普遍不相适应的情况。

    县级财政困难让县级国家储备库有仓而不能储，但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为了养活自己，只好将代储作为最重要的业务。

    在新化，县国家储备库为中储粮新化直属库代储的5000吨粮食，并不能得到新化直属库“同工同酬”的保管等方面的储备费用，而必须被当地直属库剥过一层皮，从而降低了国家财政资源在粮食储备方面的使用效率。

    在卢锋看来，县级建立储备粮制度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真是需要，中央政府应该将这一职责承担起来，而不是让内地普遍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勉为其难地承担这种责任。”

    实际上，专家们对导致地方承担过多粮食储备财政负担的地方长官负责制，也颇有微词。“这肯定将粮食市场分割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利于全国统一调配粮食资源。”国务院粮食专家团顾问李思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