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赞成给受疫情影响较重家庭发钱 如何精准识别发放对象

2022-05-25 10:13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随着各地稳经济举措的落实,不少经济学家对如何提振经济也给出了建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建议,在封控区向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消费。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则建议,向受疫情影响的百姓直接发现金,让他们敢于消费渡过难关。

  此外,包括成都、深圳、宁波在内的不少大中城市,近期也开始集中发放消费券,以期提振经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不论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都不应该有太多的犹豫。他呼吁,上海等受疫情影响较的严重地区,应尽快出台政策,稳定经济。

专家赞成给受疫情影响较重家庭发钱

  该发消费券还是现金?

  记者:最近宁波、成都等多个城市开始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陆铭:消费券本身带有很强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意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费,刺激经济,但消费券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消费券不能完全充当现金使用,很多时候消费券只是打折券或者仅限用来购买某种特定商品,对于服务消费的刺激有局限性。

  记者:除了发消费券,最近也有学者提出直接发放现金。你认为,哪些情况适合发放消费券,哪些情况适合直接发现金?

  陆铭:相对而言,发钱具有补偿的性质,发消费券则有刺激经济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受到影响特别大,比如当地对物流、人流、车流的严格管控,影响了生产和生活,应该更多考虑直接发现金。

  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中出现消费不振等问题,不是因为封控导致的,而是由于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的,就可以考虑发放消费券。疫情期间,没有采取严格封控措施的城市,应该更多考虑发消费券。

  另外,要观察冲击是只对某些特定行业产生影响,还是对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如果影响是普遍性的,应该发现金;如果只对特定的行业产生影响,比如说服务业,那么可以考虑发放消费券,对这个特定行业进行刺激。

  如何精准识别发放对象?

  记者:在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的过程中,该如何精准识别发放对象呢?

  陆铭:我赞成给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家庭或个人直接发钱。哪些地区受疫情影响较重呢?比如封控区。按照管控措施,封控区内严格落实居家隔离,足不出户,受疫情影响无疑是最大的。

  不过,除了封控区,有部分管控区,甚至防范区受疫情影响也很大。比如,我们小区就是属于防范区,虽然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新病例了,但依旧不能出小区,对不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影响很大。

  具体而言,应该给在疫情期间所有处于封控状态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身份(比如户籍)发现金。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可以考虑主要发给家庭里的劳动力人口,因为疫情的防控主要造成了劳动收入的损失。

  通常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员是流动的,所以对于发给谁很难去界定。但这次疫情期间,很容易识别谁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很容易查到核酸检验记录。如果一个人连续在一个城市多次做核酸检测,他在这里一定受到了疫情影响。

  记者:如果发放现金,发多少合适?怎么发?

  陆铭:在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发放一个月的社会平均工资,并按封控时间进行动态调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如果要发钱或消费券,电子转账都能做到。

  记者:目前受疫情影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制定发放策略?

  陆铭:应急要有应急的思维方式。如果对于当地的财政承受状况无法预判,可以分批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实际上,只要有覆盖人群的数据,要估计消费券或者现金支出的数量并不难。

  记者:大规模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地方政府该如何平衡财政收支问题?

  陆铭:现金或消费券这笔支出通过经济刺激和恢复后,又会产生税收,不能只看支出端。如果短期财政吃紧,可以借助发债等手段。发债可以国内发,也可以国际发,而且发债本身就是政府进行财政筹资的手段。我们注意到,最近上海已经开始加大发债的力度了。

  除了直接发债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可以起到类似于发债的作用。比如对于收到消费券的商家或者服务业提供者,可以出台一个政策,如果消费券延期兑换现金的话,比如说等到明年政府财政状况好转的时候兑换,可以有3%或者更高的利息。这样的措施,也相当于城市在发债。

  “尽快出台政策,不能犹豫”

  记者:相比发放消费券或现金,为企业减税、提供无息贷款等是否是更好的经济提振方式?

  陆铭:对于受疫情影响非常严重的地区,给企业减税、降费、免租金、低息贷款这些政策都需要,但仅这些政策远远不够。因为这些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企业仍然在持续经营。

  比如,最近上海持续封控近两个月,对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冲击巨大。这些企业在封控解除以后,甚至可能没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如果这样,任何的减税降费、减租金、社保缴纳延期的政策都已经毫无意义。

  另外,在当前的城市里,有不少灵活就业人员,除了传统的自由职业者以外,现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小哥、家政服务员,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雇主,所以一些对于企业的救助措施,对这类从业者而言,无法起到救助作用。

  记者:补助政策出台的时机,该如何把握?

  陆铭:在发现金或者消费券这类经济提振方案上,不应该有太多的犹豫。我强烈呼吁上海等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尽快出台政策。

  按照惯性思维,不能把公共财政用于给个人或者企业发钱,指的是在常态的情况下。但是现在疫情期间,部分管控措施已经是非常态的。如果说封控措施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其收益有公共性,那么,其代价却主要是封控区个体承担的。政府进行一定的补贴,这在道理上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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