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2021年中国宏观展望 2021年三大风险点

2021-01-26 10:34

  2020年初,我们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并成为市场重大机会。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渐近,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推动社会认识深化。房地产市场运行符合“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框架。保持客观、理性、专业、建设性的态度,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格调的研究。

任泽平2021年经济展望

  一、2021年美国经济:刺激国内经济优先,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1、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

  拜登上台后将以抗疫为首要工作,实行口罩令、社交隔离、疫苗接种;并施行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财政政策发力短期救济、结构性税收、基建、绿色新政等方面。短期财政救济包括提供失业救助和企业贷款等。税收政策兼具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作用,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和绿色新政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

  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先后通过降息至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等手段缓冲疫情冲击。考虑到美国2021年疫情严峻、经济低迷,预计2021年仍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

  2、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在贸易领域,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

  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

  人才交流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外交领域,美国将修复盟友关系,重塑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

  二、2021年中国经济:经济持续恢复,但不宜盲目乐观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拉动力量。疫后中国经济复苏的主逻辑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力,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防疫物资、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出口超预期高增。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放缓压力;消费仍受就业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复缓慢;如果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的快速反弹难以持续。基建投资是典型的逆周期对冲力量;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大幅下降,叠加地方财政压力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10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房地产短期看金融。2020年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复苏周期贡献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边际收紧,未来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但考虑到2020年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仍有韧性。8月以来出口当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是疫情相关的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料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4万人,累计同比-15.4%;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值得重视的是,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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