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少而功多:张瑞敏对话“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

2019-09-20 16:30 阅读(0)

  9月19日下午6点,张瑞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旁的洲际酒店,宴请了前来参加第三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的重量级演讲嘉宾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刚一见面,张瑞敏就说:“我很早就期待跟您见面了,您的书(指《复杂经济学》)是信息时代的《国富论》!”

  阿瑟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复杂系统思想家,1945年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20世纪60年代,他移居美国,并在1983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与人口研究学教授。那一年,他才37岁,是斯坦福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1987年,他进入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研究跨学科的复杂性科学。他是天才型学者,拥有三个硕士学位(兰开斯特大学运筹研究硕士、密歇根大学数学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硕士)及一个博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运筹研究博士)。

张瑞敏

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

  就在今年9月,阿瑟获得了2019年经济学引文桂冠奖。引文桂冠奖是为了表彰世界级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成果通常在全球被引用最多的0.01%的出版物中。获得引文桂冠奖的学者有相当大的概率获得诺贝尔奖(至今已有50位得奖者获得诺贝尔奖)。不过,阿瑟说自己在西方经济学界并非主流,他的研究过于超前,不太容易被人接受。“当所有人都接受我的学说,我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毕竟,世界的进步就是由一座座墓碑组成的。”他笑着说。对中国读者来说,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复杂经济学》。此外,其《技术的本质》一书也已经翻译成中文。

  复杂经济学与道家

  复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不一定处于均衡状态。在这个系统中,行为主体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行动和策略,作为对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结果做出的回应。也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中,行为主体会不断地创造出一个“生态”来,而这个生态恰恰是他们自己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而所有行业中,存在收益递减机制的同时,也存在收益递增机制,前者主要指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后者主要指知识密集型的产品。

  这一点让张瑞敏颇有感触。他说,有不均衡状态,“自组织”就是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自组织”才能应对复杂性。而“边际收益递增”就是充分条件,如海尔的食联网和衣联网,可以持续产生生态收入。阿瑟对此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只有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才有边际收益递增,没想到海尔这样的家电企业也做到了。

  阿瑟对中国文化有极深的了解,研究了33年的道家思想。他不只阅读老庄,还经常修道。几年前,他在北京跟随一位道家师傅修习了几天。他对师傅说,他太喜欢中国了,自己应该投生在中国,而不是北爱尔兰。师傅说,投生在北爱尔兰是对的,他可以用西方人容易理解的语言,传播道家思想。

  张瑞敏说,难怪《复杂经济学》充满了《道德经》的意味。2000年之前,他管理海尔借鉴最多的还是儒家思想。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10年——他运用最多的还是道家思想。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势而为。学会放手了,自组织就能做起来。所以,外人看“人单合一”模式玄妙,说到底还是看是否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听起来很复杂,操作起来很简单,这就是道家的精髓之所在。张瑞敏引用了《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一句话:“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是司马迁对道家的至高评价,意思是“主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情少而成就大”。在司马迁看来,阴阳、儒、墨、名、法等思想流派各有利弊,唯有道家涵盖了这几家的优点,自身还没有缺点。这勾起了阿瑟的另一段回忆。他曾在香港跟随一位咏春拳大师学过一阵子武术,深感武术招式繁复。师傅告诉他,最后会越来越简单,只是一两个基本原则在起作用。不过,要认识到武术的本质,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

张瑞敏

张瑞敏与布莱恩•阿瑟当面交流

  阿瑟说,海尔打造生态系统的举动,代表着未来。听闻小微企业中已有数家上市公司及独角兽企业,他兴奋不已。在他看来,“股东第一”的观念是愚蠢的,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强化了这一点。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的企业也重视股东利益,但企业首先是社群中的企业,必须尽到作为社群一员的责任。以“股东第一”为导向的企业,绝对孕育不出类似海尔这样的小微生态。

  “小微主必须是特别聪明的人吗?”他问。

  “不一定,小微主是小微全体成员选出来的,如果他能力不行,不能带领大家得到更多的增值分享,大家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张瑞敏说。

  “变革过程中,有人反对你吗?”他问。

  “当然,更可怕的是有人反对,还不说出来。但没关系,我们的办法是先做出几个样板。大家一看,其实没有那么难,这么做也挺好,慢慢也就可以复制了。”张瑞敏说。

  “你是伟大的变革者,拥有大道至简的智慧。”他说。

  隔着太平洋的一致

  阿瑟移居美国时,恰逢美国深陷越战泥沼,他那时就对丛林游击队的作战模式很感兴趣。他说,1830年的普鲁士军队,基层军官有相当大的决策权,觉得某事确有必要,就可以放手去做。这一机制使得19世纪的普鲁士军队所向披靡,但到了二战时期,这一机制在德国军队中就不复存在了。

  诚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最有战斗力的队伍是游击队。游击队随时可以做决定,具备正规军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张瑞敏注意到,美国在中东反恐,最开始深受乌合之众所扰。后来,美国人调整策略,士兵和小分队变成一个一个网络节点,随时可以联网,这才扭转了局势。“像军队这样等级森严的组织都可以改变,企业为什么不可以改变?”张瑞敏笑道。“祝愿海尔的小微都成为游击队!”阿瑟端着酒杯说。

  企业管理者最该警惕的是什么?在张瑞敏看来,是过于纠结具体事务,无法跳脱出来,企业做着做着就轰然倒下了,柯达是典型的例子。他同意哈耶克说的“理性不及”,管理者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每个决策都是对的。他反对“放权”这个概念,权力本来就是员工自己的,管理者要做的只是让渡权力。对员工来说,最大的幸福是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张瑞敏认同的“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本人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他能够提供多大的平台,让多少人成为企业家,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技术决定论是社会主流思维,很多人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阿瑟提出的“技术-经济-技术”的分析框架,支持了张瑞敏的判断:技术推动了经济,经济反过来也能推动了技术,如此循环往复。海尔的电器变成了网器,网器变成了生态系统,不同的合作者接入进来,新的技术出现了。因此,世界不是由机器驱动的,而是由生态驱动的。

  在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是非常独特的研究机构,没有领导,没有上下级,甚至没有学生,有的只是阿瑟精挑细选的三四十个研究者。他从来不决定他们的研究方向,也不会告诉他们怎么做。他让他们自己选择,让创意和研究成果自下而上冒出来。但在复杂科学领域,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成绩超过了哈佛、斯坦福、MIT等知名学府。“隔着太平洋,我们的想法和做法竟然如此一致,这大概就是量子理论所说的相互影响了吧。”张瑞敏说。

  最后,阿瑟将他的两本著作(《复杂经济学》《技术的本质》)送给张瑞敏,并当场签名题字:

  致张瑞敏:

  与您结识,实为荣幸。

  报以崇高的敬意与友谊!

  布莱恩·阿瑟

  他说,张瑞敏是他遇到的最为非同凡响的人之一。他找到了能够产生灵魂共鸣的人,这是一位哲学家,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他希望张瑞敏的思想能够在西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更多的人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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